在新儒学思潮的鼓舞下，许多未出仕的知识分子，激发爱乡热情，踊跃参加地方服务，蔚为风气。如设立书院、学校，聚集图书，大大推进了文化教育事业。又自范仲淹在苏州创置义田以来，仿行其法者众；其他社会救济机构，如病坊、福田院、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、养济院、广惠院、慈幼庄之类，纷纷出现，皆与兴起人文，志功救时有关。
张载讲学，直抒其理想是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[12]这样高远的理想目标，自然是不容易达到的；但宋代道学家有勇气发抒他们的抱负和憧憬，而且是在九百多年前说出的，我认为倒是很值得钦佩的。
三、余论
从宋代道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，可以肯定的地方还是不少的。时间迁流，今日之世已非昔日之世，如果用索疵寻瘢的作法，自然也有短缺之点，是毋庸为讳的。当世学者，在这方面已谈得不少，不再赘述。这里仅就一些误解，略陈己见。
1.一般往往把道学说成是宋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，这与事实很不相符，因为直到南宋末期它都还被定为“伪学”，视作镇压对象，在政治上哪能起到统治的作用？宁宗嘉定以后虽被承认合法，也只是徒具形式。《宋史·道学传·序》就有这样一句：“道学盛于宋，宋弗究于用，甚至有厉禁焉。”此可为明证。有人说理学（亦即道学）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七百多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，看来有些夸大了。程、朱之学北传，渐流行元代，但蒙古统治集团尊崇喇嘛教、伊斯兰教，以至全真、大道、太一等道教，还在儒学之上；元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年）十月，议科举取士之法，次年施行。考试科目，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并用朱熹章句集注；所考经义，“《诗》以朱氏为主，《尚书》以蔡氏为主，《周易》以程氏、朱氏为主，《春秋》用《三传》及胡氏《传》”（《元史》卷八一《选举志一》）。这是统治者以法令制度形式肯定程、朱派道学的特殊地位，如果以此作为道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标志，下迄清代乾隆时期朴学兴起，也大约只有五百多年。